曾深入西北报道红军长征，并冒险探究西安事变真相的新闻记者范长江，1938年7月20日在汉口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》，详细介绍张治中治湘时大胆信任青年，使用青年的作风。

根据报道，这位蒋介石的四大心腹，二级上将的张治中，在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，培训了5万知识青年，下派担任各级县市长，乡镇长与保长，并以此为基础积极组建抗日自卫团。

当年，湖南共建立起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，合计100万的抗日队伍。

更惊人的，抗战8年期间，湖南共征募兵员210余万，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％，居全国第三位，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人参军，参军率居全国第一位。

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、天津、太原，在北平扶持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统辖华北后，日本首相近卫文与1938年12月22日发表「更生中国」声明企盼与更生中国调整邦交。

声明包括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，与新生政权相提携，建设「东亚新秩序」；日「满」「支」实行共同防共，经济提携；中国应予日本臣民在其领土内以居住营业之自由权；日本非但尊重中国主权，更将进而考虑取消治外法权，归还租界。

一周后汪兆铭“艳电”响应这项日中满三国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，建立东亚新体制的更生中国声明，被视为叛国投敌。

1936年底，德日缔结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标示德日政治上已正式结盟，中德之间十年的合作出现危机，一年多以后，德国外交部正式告知中国，要求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，否则将以叛国论处。

1938年7月8日，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力山大•冯•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返国，告别了工作四年零三个月的中国，他的离去标志着德国顾问团在中国活动的彻底结束。

一位英国大使在谈到中国抗战初期时，曾说过“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”，这位德国陆军上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
临行前，法肯豪森等向中国官员保证，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