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1882年德国教派圣言会到中国山东开始传播上帝福音以来，总会遇到乡人们“你们国家也出太阳吗？你们吃什么饭？”之类纯朴可爱的问题。

尽管做了许多救助孤贫与社会教育的好事，但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没能获得当地人的信服。

1896年8月3日，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发往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上记载道：自西教传入中国，平民饮恨吞声，教民志得意满，久之，民气遏抑太甚，积不能忍。

一年多后，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，闯进教堂，杀死德国神职人员，引发巨野教案，进而导致德国派舰强占胶州湾，签订《胶澳租界条约》，还惩办了山东巡抚李秉衡，赔银20万两。

不久，高21米的兖州大圣堂建成，教士们感到欣慰，他们实现了“让基督的荣耀照耀孔子家乡”的梦想。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，开办《万木草堂》，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，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，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，辟蚕桑以富之，修道路以治之”外，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，严禁盗赌，成效显著，乡民称颂。

但是，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，于1894年8月3日上奏，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，煽惑后进，请朝廷严惩。
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，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，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，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，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，四年后，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1915年8月3日，《亚细亚报》刊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的文章《共和与君主论》，主张中国采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。

古德诺受聘于袁世凯为其宪法顾问。该文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，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政权的有序继承，中国人民当时的教育程度还很低，又无宪政经验，要通过共和制来选举总统很难成功。

不久，拥护袁世凯称帝的《筹安会》将之视为有力的依据，并宣传是美国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的主张。

但是有人分析，古德诺的一个重要前提被当时的人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忽略了，那就是“立宪”。

古德诺的思想里，不管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要以立宪为基础，前者如英国与日本，后者如美国，但是人们却简单的把君主制与旧制皇帝画上了等号，进而把君主与共和分别贴上封建与进步的标记；真正的关键点“立宪与法制”，人们却忽略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