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
(1894年09月19日)

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，10年筹建后，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，营业兴旺，获利很高，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但是不到4年，一场大火付之一炬，1894年9月19日，原址重建，规模更大，织布机达到750台，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。

原来大火时《申报》所载“乃已成之功，竟致毁于一旦”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
但是不出几年，却因经营失当，亏损连年，1901年以后，逐步变为私人所有，并转卖汇丰银行。

这个筹建十年，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，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，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。

黄马褂是荣誉象征，也是权术手腕
(1894年08月06日)

1894年8月6日，正当中日战争爆发，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，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》。

报道中感到好奇，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，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，卸下黄马褂呢？

有人说，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，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，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，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。

如果成功了，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。

纽约时报也分析，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，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，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，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，有点令人啼笑皆非。

广州鼠疫大流行，10%人口死亡%
(1894年07月15日)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，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，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，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，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，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，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，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，直到1908年，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，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，如今，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
(1891年09月12日)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，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，如旅行家俱乐部，陆军海军俱乐部，革新俱乐部，东印度公司三军会，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，就会伸长脖子，紧贴地面而卧，甚至将头钻在沙中，身体蜷曲一团，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，这种现象，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，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，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，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，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，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爱迪生作生意把留声机当做录音机出租
(1888年07月14日)

自1877年，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，1888年7月14日，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，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。

就在同时，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，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，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。

爱迪生认为“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，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”。

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，1897年，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，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。

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，清兵士气沉重打击
(1894年08月08日)

甲午之年，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，即1894年8月8日，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
在这过程中，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，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，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，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
宣战前6天，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，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，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，近千人丧身，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，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，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，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，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，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，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