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鼠疫大流行，10%人口死亡%
(1894年07月15日)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，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，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，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，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，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，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，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，直到1908年，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，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，如今，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
(1885年08月25日)

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，前后五年请求，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，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，要他轻骑简从，改装易服，前往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。

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。

学术上，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，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，如黄龙府，上京会宁府，唐渤海大氏都城，咸平府，五国等地。

最令人称道的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《永宁寺碑》碑文，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，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，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
曹廷杰冒险拓碑文，不是悬崖峭壁之险，而是杀头之险，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，格杀勿论！

天鹅湖作者柴可夫斯基去世
(1893年11月06日)

5岁那年听到歌剧《唐璜》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。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“玻璃男孩”，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。

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，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。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，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，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更是历演不衰。

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，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，时而细腻婉转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既抒情又华丽。

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，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。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，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。

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“纪念柴可夫斯基年”。

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
(1891年09月12日)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，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，如旅行家俱乐部，陆军海军俱乐部，革新俱乐部，东印度公司三军会，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，就会伸长脖子，紧贴地面而卧，甚至将头钻在沙中，身体蜷曲一团，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，这种现象，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，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，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，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，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，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织布局大火后重建规模更大
(1894年09月19日)

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，10年筹建后，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，营业兴旺，获利很高，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但是不到4年，一场大火付之一炬，1894年9月19日，原址重建，规模更大，织布机达到750台，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。

原来大火时《申报》所载“乃已成之功，竟致毁于一旦”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
但是不出几年，却因经营失当，亏损连年，1901年以后，逐步变为私人所有，并转卖汇丰银行。

这个筹建十年，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，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，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。

黄马褂是荣誉象征，也是权术手腕
(1894年08月06日)

1894年8月6日，正当中日战争爆发，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，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》。

报道中感到好奇，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，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，卸下黄马褂呢？

有人说，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，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，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，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。

如果成功了，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。

纽约时报也分析，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，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，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，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，有点令人啼笑皆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