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,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,准备开火,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,反倒轰击台湾基隆,并强行登陆,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,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,日报已排版,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,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,《号外》并不少见,但由于印刷数量少,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,极易随手丢弃,以致存世稀少,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,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,价值逾万元,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,也值数十元。
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,开办《万木草堂》,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,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,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,辟蚕桑以富之,修道路以治之”外,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,严禁盗赌,成效显著,乡民称颂。
但是,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,于1894年8月3日上奏,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,惑世诬民,煽惑后进,请朝廷严惩。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,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,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,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,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,四年后,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
5岁那年听到歌剧《唐璜》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。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“玻璃男孩”,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。
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,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。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,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,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更是历演不衰。
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,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,时而细腻婉转,具有强烈的感染力,既抒情又华丽。
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,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。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,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。
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“纪念柴可夫斯基年”。


甲午之年,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,即1894年8月8日,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,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在这过程中,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,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,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,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宣战前6天,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,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,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,近千人丧身,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,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,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,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,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,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,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,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


两次鸦片战争后,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,师法过程波折不断,明争暗斗中经历了英国,德国再英国的转换阶段。
1890年8月29日,李鸿章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正式出任驻英公使,他在日记中开始记下中国如何从采购德国的《济远级》军舰转向英国的《致远级》军舰。
济远舰是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,尽管设计上大量效仿英国,但并没有完全学到家,被指出有8处缺陷。中国开始回头找到英国的设计大师怀特,得到一种全新的巡洋舰设计方案,并一举获得了中国的新订单。
这位在清末外交与政经改革卓有贡献,又善于记述的薛福成,对这些军舰的设计与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,在确保清政府买到当时世界顶级的巡洋舰同时,还留下了兼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许多资料。
中国海军的建军过程与相当多的技术资料正是出自薛福成的日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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