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,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,准备开火,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,反倒轰击台湾基隆,并强行登陆,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,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,日报已排版,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,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,《号外》并不少见,但由于印刷数量少,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,极易随手丢弃,以致存世稀少,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,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,价值逾万元,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,也值数十元。
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,开办《万木草堂》,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,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,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,辟蚕桑以富之,修道路以治之”外,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,严禁盗赌,成效显著,乡民称颂。
但是,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,于1894年8月3日上奏,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,惑世诬民,煽惑后进,请朝廷严惩。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,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,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,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,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,四年后,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
为开拓中国火柴市场,日本各地的领事馆于1887年9月21日起,接受“制燧社”等工商团体的要求开始收集中国的火柴市场资料,参与的领事馆包括天津、芝罘、上海、汉口、福州、牛庄与香港等地。
近代贸易中,火柴是一项时髦且实用的大宗项目,1876年日本开始有了火柴工场,1878年上海的大马路,即今南京东路,开始出现代理销售的“樱花牌”火柴。
中国开始有自己的火柴厂,一说是1889年的重庆森昌秦,一说是1879年的广州巧明火柴厂。
但不管如何,20世纪初,中国火柴近八成都是仰赖日本进口,当时日本与瑞典、美国并称三大火柴生产国,各地领事馆协助市场调查与资料收集是个极重要的一环。
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5岁那年听到歌剧《唐璜》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。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“玻璃男孩”,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。
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,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。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,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,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更是历演不衰。
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,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,时而细腻婉转,具有强烈的感染力,既抒情又华丽。
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,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。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,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。
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“纪念柴可夫斯基年”。


1887年9月12日,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《致远》《靖远》《经远》《来远》等舰后,启程带舰返回中国,次年北洋成军,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。
这位应聘到中国,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,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,每天演练各种阵势,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,且都“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”,甚至还“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”,丝毫不见懈怠。
渐渐地,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“不怕丁军门,就怕琅副将”的说法。
但是三年后,发生了“撤旗事件”,丁汝昌暂时离舰,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,抢先升起总兵之旗,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,琅威理愤然辞职。
此后,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,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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