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,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《定远》《镇远》《扬威》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,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,1886年8月6日,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。
一星期后,中国水军上岸休假,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,但却爆发了《长崎815血案》,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,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。
自此,“一定要打胜定远”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,甚至连儿童游戏,也把孩子分为两组,一组扮成日本舰队,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,被追的到处跑。
两年后,亚洲第一,大小舰艇56艘的《北洋水师》正式组建成立。
再六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《北洋水师》全军覆没。


1883年,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,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,1893年7月13日,法国海军借口“庆祝国庆”,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,发动《河口战争》,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。
十年后,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,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,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,原本在泰国境内的《帕威夏神庙》,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,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。
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,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,而且愈演愈烈。
供奉印度教的《帕威夏神庙》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,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,纳入泰国版图。


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,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,1885年9月23日《申报》有文谈到“妇女寡廉鲜耻,侪辈相逢,往往询外舍之何方,问姘头为谁氏,直言对答,习不为怪,并无羞涩嗫嚅之形”。
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,即1873年,就有“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,夫欲拉其回家,妇不愿意与夫争扭”的报道,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,华洋互殴,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。
百年后的今天,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,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,有人直呼世风日下,“上海小男人”,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,没有“大男人主义”等。


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,由法国人民捐款,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。
1885年8月19日,这座高46米,重200多吨的《自由女神像》运抵纽约。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,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,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,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《1776年7月4日》的字样,脚下是打碎的手铐、脚镣和锁链。
起初,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,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,还好纽约《世界报》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,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。
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,女神像无处安身“对纽约市,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,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!”
1984年,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
自1877年,爱迪生发明锡纸留声机并申请专利后不断改良,1888年7月14日,与朋友合作成立公司,将留声机作为录音机出租。
就在同时,爱迪生接触到了动物实验镜的放映机,他感到无比兴奋就开始制作电影放映机,并首次向专利局申请专利。
爱迪生认为“放映机是为眼睛研制的,留声机则是为耳朵而研制”。
但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化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,1897年,量化生产并大量销售的爱迪生标准留声机才得以出世,这已是申请专利后的2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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