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1888年8月6日,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,一名39岁妓女被杀,身中39刀,腹部被剖开,内脏外露。
接下来一个月,连续5起类似事件发生,《开膛手》一词传遍大街小巷,人人自危。
这位被英国评为最大恶棍的开膛手杰克,专挑街头妓女下手,受害人下腹部都被乱刀砍开,有的甚至内脏被掏出,散落在作案现场。
据说,澳大利亚学者在警方收到的恐吓信上找到残留的干瘪皮肤细胞,通过DNA检测分析,《开膛手》杰克竟然是女儿身。
至今仍未侦破,连性别都是谜的《开膛手》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情结,也是某一类犯罪的代名词,甚至成为一种受到欢迎的文化元素,不时在漫画,摇滚乐或玩具中出现。
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,开办《万木草堂》,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,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,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,辟蚕桑以富之,修道路以治之”外,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,严禁盗赌,成效显著,乡民称颂。
但是,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,于1894年8月3日上奏,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,惑世诬民,煽惑后进,请朝廷严惩。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,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,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,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,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,四年后,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
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,1889年9月10日,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,非常激动,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。
最初,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,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,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,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。
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,这对当时人类而言,简直就是个奇迹。
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,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,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。
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,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,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,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,记者问他为什么?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: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。
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,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,如旅行家俱乐部,陆军海军俱乐部,革新俱乐部,东印度公司三军会,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,就会伸长脖子,紧贴地面而卧,甚至将头钻在沙中,身体蜷曲一团,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,这种现象,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,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,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,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,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,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
1892年,孙中山来到澳门《镜湖医院》成为第一位澳门华人西医,一年后,1893年7月18日,他与葡萄牙人飞南第合力创办《镜海丛报》,是澳门第一份双语新闻报纸,也是比香港1900年《中国日报》更早的宣扬革命的报纸。
《镜海丛报》主要部分有社论,新闻和广告三部分,内容包涵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革命党活动;孙中山以匿名兼任主笔及编辑,除了民主思想外,他也不避讳宣传自己“镜湖孙医生的医术高明“,期能让民众更多了解西医的科学性。
该报除了在澳门香港发行外,还远销福州、厦门、上海、北京,更到了吕宋、旧金山、东帝汶、葡萄牙等有华人的地区,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算得上是个开山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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