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,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,1885年9月23日《申报》有文谈到“妇女寡廉鲜耻,侪辈相逢,往往询外舍之何方,问姘头为谁氏,直言对答,习不为怪,并无羞涩嗫嚅之形”。
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,即1873年,就有“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,夫欲拉其回家,妇不愿意与夫争扭”的报道,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,华洋互殴,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。
百年后的今天,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,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,有人直呼世风日下,“上海小男人”,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,没有“大男人主义”等。
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,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,如旅行家俱乐部,陆军海军俱乐部,革新俱乐部,东印度公司三军会,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,就会伸长脖子,紧贴地面而卧,甚至将头钻在沙中,身体蜷曲一团,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,这种现象,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,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,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,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,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,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
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,前后五年请求,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,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,要他轻骑简从,改装易服,前往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。
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。
学术上,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,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,如黄龙府,上京会宁府,唐渤海大氏都城,咸平府,五国等地。
最令人称道的,他冒着生命危险,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《永宁寺碑》碑文,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,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,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曹廷杰冒险拓碑文,不是悬崖峭壁之险,而是杀头之险,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: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,格杀勿论!


《短篇小说之王》莫泊桑,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,与契诃夫和欧亨利并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,对后世影响极大,1893年7月6日去世。
莫泊桑的短篇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故事或图景为内容,平淡准确得像实际生活一样,没有人工的戏剧性,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拍案叫绝的收煞取胜,而是以一种真实自然的叙述与描写吸引人。
他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9篇中短篇小说,不少改编电影风靡全球。
这位被誉为法国文坛卓越天才,终身未娶而又充分享受人生欢乐的莫泊桑,死时年仅43岁。


甲午之年,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,即1894年8月8日,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,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在这过程中,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,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,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,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宣战前6天,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,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,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,近千人丧身,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,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,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,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,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,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,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,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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