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,开办《万木草堂》,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,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,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,辟蚕桑以富之,修道路以治之”外,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,严禁盗赌,成效显著,乡民称颂。
但是,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,于1894年8月3日上奏,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,惑世诬民,煽惑后进,请朝廷严惩。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,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,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,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,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,四年后,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
1889年9月20日,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根据瑞士制造的米原器,给《米》的定义是“0℃时,巴黎国际计量局截面为X形的铂铱合金尺两端刻线记号间的距离”,这是国际计量局第一次给米下的定义。
在这之前的1875年,法国国民议会即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,促成17国代表《米制公约》,统一以铂铱合金线纹米原器为长度单位。
但因刻线本身就有一个宽度,科学家们对这个精度只达0.2μm的米原器感到不满意,除了要保持恒温外,外界变化一个大气压,它就会伸缩万分之一毫米,而且金属制造的尺,终究不可避免要腐蚀损坏,无法复制延续。
直到1960年与1983年,分别改以氪86原子能级间跃迁与光子在真空中的行程重新下定义后,才结束了70多年国际间以实物为长度基准的方式。


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申请专利技术的企业,10年筹建后,于1889年底建成投产,营业兴旺,获利很高,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但是不到4年,一场大火付之一炬,1894年9月19日,原址重建,规模更大,织布机达到750台,还在宁波与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。
原来大火时《申报》所载“乃已成之功,竟致毁于一旦”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但是不出几年,却因经营失当,亏损连年,1901年以后,逐步变为私人所有,并转卖汇丰银行。
这个筹建十年,却只能营运十年的民族工业,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常被当做一个典型,解析中国洋务企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。


甲午之年,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,即1894年8月8日,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,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在这过程中,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,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,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,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宣战前6天,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,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,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,近千人丧身,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,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,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,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,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,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,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,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


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,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,1885年9月23日《申报》有文谈到“妇女寡廉鲜耻,侪辈相逢,往往询外舍之何方,问姘头为谁氏,直言对答,习不为怪,并无羞涩嗫嚅之形”。
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,即1873年,就有“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,夫欲拉其回家,妇不愿意与夫争扭”的报道,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,华洋互殴,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。
百年后的今天,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,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,有人直呼世风日下,“上海小男人”,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,没有“大男人主义”等。
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,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,如旅行家俱乐部,陆军海军俱乐部,革新俱乐部,东印度公司三军会,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,就会伸长脖子,紧贴地面而卧,甚至将头钻在沙中,身体蜷曲一团,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,这种现象,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,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,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,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,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,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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