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
(1891年09月12日)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，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，如旅行家俱乐部，陆军海军俱乐部，革新俱乐部，东印度公司三军会，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，就会伸长脖子，紧贴地面而卧，甚至将头钻在沙中，身体蜷曲一团，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，这种现象，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，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，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，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，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，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日本领事馆收集中国火柴市场资料
(1887年09月21日)

为开拓中国火柴市场，日本各地的领事馆于1887年9月21日起，接受“制燧社”等工商团体的要求开始收集中国的火柴市场资料，参与的领事馆包括天津、芝罘、上海、汉口、福州、牛庄与香港等地。

近代贸易中，火柴是一项时髦且实用的大宗项目，1876年日本开始有了火柴工场，1878年上海的大马路，即今南京东路，开始出现代理销售的“樱花牌”火柴。

中国开始有自己的火柴厂，一说是1889年的重庆森昌秦，一说是1879年的广州巧明火柴厂。

但不管如何，20世纪初，中国火柴近八成都是仰赖日本进口，当时日本与瑞典、美国并称三大火柴生产国，各地领事馆协助市场调查与资料收集是个极重要的一环。

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，清兵士气沉重打击
(1894年08月08日)

甲午之年，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，即1894年8月8日，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
在这过程中，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，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，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，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
宣战前6天，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，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，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，近千人丧身，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，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，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，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，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，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，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

广州鼠疫大流行，10%人口死亡%
(1894年07月15日)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，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，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，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，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，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，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，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，直到1908年，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，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，如今，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孙中山澳门办报 也为自己打点小广告
(1893年07月18日)

1892年，孙中山来到澳门《镜湖医院》成为第一位澳门华人西医，一年后，1893年7月18日，他与葡萄牙人飞南第合力创办《镜海丛报》，是澳门第一份双语新闻报纸，也是比香港1900年《中国日报》更早的宣扬革命的报纸。

《镜海丛报》主要部分有社论，新闻和广告三部分，内容包涵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革命党活动；孙中山以匿名兼任主笔及编辑，除了民主思想外，他也不避讳宣传自己“镜湖孙医生的医术高明“，期能让民众更多了解西医的科学性。

该报除了在澳门香港发行外，还远销福州、厦门、上海、北京，更到了吕宋、旧金山、东帝汶、葡萄牙等有华人的地区，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算得上是个开山之作。

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，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
(1894年08月03日)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，开办《万木草堂》，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，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，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，辟蚕桑以富之，修道路以治之”外，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，严禁盗赌，成效显著，乡民称颂。

但是，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，于1894年8月3日上奏，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，煽惑后进，请朝廷严惩。
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，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，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，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，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，四年后，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