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迪生参观埃菲尔铁塔极力赞叹
(1889年09月10日)

正当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发明之际，1889年9月10日，爱迪生特别来到巴黎参观了刚建成的艾菲尔铁塔，非常激动，极力赞美艾菲尔的杰作。

最初，艾菲尔铁塔只是配合政府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所建造，当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只希望高塔能够吸引参观者买票参观，并且在世博会后能轻易拆除。

艾菲尔以四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仅金属结构即重达7300吨的庞然大物，这对当时人类而言，简直就是个奇迹。

本意只让站立20年的艾菲尔铁塔，终因为它宝贵的通信价值与一战期间表现的军事价值，获得了继续保留的许可证。

正当爱迪生赞叹之时，巴黎很多市民认为它影响市容不断批评，小说家莫泊桑更是恨之入骨，但他每天却在塔里的餐厅吃午饭，记者问他为什么？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句：这是唯一在巴黎无法看到它的地方。

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
(1885年08月25日)

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，前后五年请求，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，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，要他轻骑简从，改装易服，前往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。

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。

学术上，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，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，如黄龙府，上京会宁府，唐渤海大氏都城，咸平府，五国等地。

最令人称道的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《永宁寺碑》碑文，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，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，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
曹廷杰冒险拓碑文，不是悬崖峭壁之险，而是杀头之险，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，格杀勿论！

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
(1891年09月12日)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，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，如旅行家俱乐部，陆军海军俱乐部，革新俱乐部，东印度公司三军会，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，就会伸长脖子，紧贴地面而卧，甚至将头钻在沙中，身体蜷曲一团，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，这种现象，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，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，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，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，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，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申报评论妇女寡廉鲜耻
(1885年09月23日)

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，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，1885年9月23日《申报》有文谈到“妇女寡廉鲜耻，侪辈相逢，往往询外舍之何方，问姘头为谁氏，直言对答，习不为怪，并无羞涩嗫嚅之形”。

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，即1873年，就有“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，夫欲拉其回家，妇不愿意与夫争扭”的报道，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，华洋互殴，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。

百年后的今天，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，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，有人直呼世风日下，“上海小男人”，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，没有“大男人主义”等。

广州鼠疫大流行，10%人口死亡%
(1894年07月15日)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，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，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，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，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，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，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，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，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，直到1908年，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，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，如今，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，清兵士气沉重打击
(1894年08月08日)

甲午之年，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，即1894年8月8日，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
在这过程中，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，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，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，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
宣战前6天，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，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，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，近千人丧身，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，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，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，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，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，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，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