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
(1887年09月12日)

1887年9月12日，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《致远》《靖远》《经远》《来远》等舰后，启程带舰返回中国，次年北洋成军，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。

这位应聘到中国，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，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，每天演练各种阵势，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，且都“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”，甚至还“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”，丝毫不见懈怠。

渐渐地，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“不怕丁军门，就怕琅副将”的说法。

但是三年后，发生了“撤旗事件”，丁汝昌暂时离舰，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，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，琅威理愤然辞职。

此后，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，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。

法国发动河口战争，讨要柬埔寨宗主权
(1893年07月13日)

1883年，入侵越南的法国已拥有半个柬埔寨的宗主权，但仍不知足向泰国讨要另一半，1893年7月13日，法国海军借口“庆祝国庆”，将炮舰驶入湄南河口，发动《河口战争》，战后泰国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割予法国。

十年后，泰王拉玛五世被迫和法国进行勘界谈判，但是在划分两国界线，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界时，原本在泰国境内的《帕威夏神庙》，由于处于战略制高点，被法国军官作了手脚改划在法属一方。

这个错误当时泰国未予察觉，至今造成泰柬两国不断的边界冲突，而且愈演愈烈。

供奉印度教的《帕威夏神庙》原本为柬埔寨人所建，在泰王拉玛一世时趁柬埔寨内乱和越南合伙瓜分柬埔寨后，纳入泰国版图。

法国炮轰台湾，第一份中文号外诞生
(1884年08月06日)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，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，准备开火，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，反倒轰击台湾基隆，并强行登陆，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，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，日报已排版，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，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，《号外》并不少见，但由于印刷数量少，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，极易随手丢弃，以致存世稀少，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，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，价值逾万元，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，也值数十元。

黄马褂是荣誉象征，也是权术手腕
(1894年08月06日)

1894年8月6日，正当中日战争爆发，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，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》。

报道中感到好奇，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，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，卸下黄马褂呢？

有人说，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，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，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，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。

如果成功了，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。

纽约时报也分析，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，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，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，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，有点令人啼笑皆非。

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，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
(1894年08月03日)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，开办《万木草堂》，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，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，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，辟蚕桑以富之，修道路以治之”外，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，严禁盗赌，成效显著，乡民称颂。

但是，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，于1894年8月3日上奏，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，煽惑后进，请朝廷严惩。
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，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，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，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，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，四年后，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高升号事件耗时十年，清兵士气沉重打击
(1894年08月08日)

甲午之年，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，即1894年8月8日，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，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
在这过程中，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，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，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，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
宣战前6天，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，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，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，近千人丧身，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，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，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，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，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，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，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，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