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，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
(1894年08月03日)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，开办《万木草堂》，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，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，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，辟蚕桑以富之，修道路以治之”外，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，严禁盗赌，成效显著，乡民称颂。

但是，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，于1894年8月3日上奏，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，煽惑后进，请朝廷严惩。
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，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，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，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，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，四年后，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法国炮轰台湾，第一份中文号外诞生
(1884年08月06日)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，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，准备开火，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，反倒轰击台湾基隆，并强行登陆，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，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，日报已排版，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，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，《号外》并不少见，但由于印刷数量少，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，极易随手丢弃，以致存世稀少，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，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，价值逾万元，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，也值数十元。

专门打劫法军被称为义盗
(1892年08月22日)

1883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，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外，中国的云南，广西和广州湾（今湛江市）也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。

1892年8月22日，被视为“义盗”，专抢法国人武装财物的陆亚宋一伙在中越边境进攻一股出巡的法军，击毙法军22人，活捉1人，并将俘虏杀头沥血生祭战死的同伙，法国为此立下“23名被陆特宋突袭致死的戴维特遣队成员”的纪念碑，并誓死缉捕陆特宋。

在法国的胁迫下，清政府命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办，但苏元春很清楚陆的为人，最后只是予以收编，并没有送交法国处理。

面对法国的质疑，苏元春厉声回答“我这里只有陆亚宋，没有陆特宋”，就这样瞒过了法国人和朝政府。

陆亚宋就是后来著名的桂系首领及两广王--陆荣廷。

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
(1887年09月12日)

1887年9月12日，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《致远》《靖远》《经远》《来远》等舰后，启程带舰返回中国，次年北洋成军，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。

这位应聘到中国，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，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，每天演练各种阵势，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，且都“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”，甚至还“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”，丝毫不见懈怠。

渐渐地，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“不怕丁军门，就怕琅副将”的说法。

但是三年后，发生了“撤旗事件”，丁汝昌暂时离舰，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，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，琅威理愤然辞职。

此后，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，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。

鸵鸟政策起于英国一本刊物
(1891年09月12日)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，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，如旅行家俱乐部，陆军海军俱乐部，革新俱乐部，东印度公司三军会，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，就会伸长脖子，紧贴地面而卧，甚至将头钻在沙中，身体蜷曲一团，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，这种现象，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，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，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，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，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，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
兴中会是日本军部外围组织？
(1893年09月15日)

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1894年9月15日，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平壤之战点燃，清军叶志超弃城狂奔五百里，于6天后渡鸭绿江回国，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，占领朝鲜全境。

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，深刻体认朝廷腐败的孙中山，决定抓住中日战争时机，迅速行动起来。

两个月后，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，但他放弃了向李鸿章上书的“君主立宪”主张，改以《驱逐靼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》的“民主共和”思想。

有人觉得孙中山这样的转变有很浓的《支那改造论》痕迹，正中日本的圈套：满汉分裂，共和不稳，日本得以中间调解，让清帝退回满洲，受日本保护。

甚至有人大胆推论，兴中会是甲午战争的产物，同时也是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