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讨袁期间担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，支援蔡锷与李烈钧出征，而立下战功并被后人尊为《护国元勋》的唐继尧，在接下来的护法与北伐战争中却处处与孙中山为难。1922年2月23日，孙中山电责唐继尧违抗命令，不顾大局。

东征北伐之前的8年间，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，都受制于唐继尧的反反复复。他表面上支持护法与北伐，但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求自我扩张；最后被自己的军系政变，结束了14年对云南的统治并吐血而死，年仅44。

孙中山由于自己缺乏实力，在革命过程中，多次争取号称《南天一柱》的唐继尧，甚至到了不厌其烦、苦口婆心的程度，结果仍然事与愿违。无怪乎孙中山唾其“首鼠两端”，并感叹南方与北方的军阀“一丘之貉”。

自俄国革命以来，中国社会革命人士们都对俄国抱着仰望高山的态度，总将俄国视为战略大后方，必欲背靠而后取天下。

1922年9月26日，再度被赶下台的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在上海会晤，再三提问：苏俄是否会援助他在西部组建武装力量？还当即画了几张草图，说明有3条路线可实施援助。

一年后，原本以北京政府吴佩孚为谈判对象的苏俄终于决定援助孙中山，于是蒋介石作为全权代表，率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”访问莫斯科，希望说服苏俄在库伦以南地区，按照红军的样子建立一支新军队，然后从这里出发向北京发动进攻。

但是，蒋介石被安排进行了3个礼拜的参观游览，除了见不到负责人外，还坐了冷板凳长达一个多月。

有人形容，这种情形与毛泽东后来访问莫斯科的遭遇有些相似，更有人揣测，蒋介石由联俄突然转向清共，仇恨的种子就是在此埋下的。

为了配合美国著名节育运动者删格尔夫人访华掀起的妇女解放热潮，上海《妇女杂志》于1922年6月7日出版了《产儿制限专号》，第一次在中国社会公开提出《生育自主》与《科学节育》的主张。

该文很详细地描述当时中国妇女无奈的成长轨迹：一般女子，在受教育最紧要的年龄，就由父母作主强迫成婚，之后是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，第二个早已受孕，长此以往，一生都没有受教的机会。

这个以妇女教育权与解放权为出发点的节育观念，虽然与现今大多数地区的节育稍有不同，但是妇女生育与个人前途或社会地位的联系，已经悄然启迪了人们的心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