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在广东试行变法，代价竟然是一牢一死
(1894年08月03日)

康有为积极投身变法，开办《万木草堂》，大弟子陈千秋决心以其所学，就近从广东南海的西樵地区开始实践，除了“开学校以教之，辟蚕桑以富之，修道路以治之”外，更仿照西式警察而用新法以办保甲，严禁盗赌，成效显著，乡民称颂。

但是，都察院却在利益受损的劣绅们的鼓动下，于1894年8月3日上奏，指责康有为等人著书讲学离经叛道，惑世诬民，煽惑后进，请朝廷严惩。

康有为为此一度被拘押于南海县衙，所幸当时在京的另一位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，发动一些主张维新的官员营救。

《万木草堂》授课停止，陈千秋积劳成疾吐血而亡，《西樵改革》功败垂成。

次年中日甲午战败，四年后，康有为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。

天鹅湖作者柴可夫斯基去世
(1893年11月06日)

5岁那年听到歌剧《唐璜》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。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“玻璃男孩”，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。

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，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。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，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，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更是历演不衰。

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，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，时而细腻婉转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既抒情又华丽。

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，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。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，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。

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“纪念柴可夫斯基年”。

中国人私拓碑文格杀勿论
(1885年08月25日)

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，前后五年请求，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，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，要他轻骑简从，改装易服，前往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。

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。

学术上，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，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，如黄龙府，上京会宁府，唐渤海大氏都城，咸平府，五国等地。

最令人称道的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《永宁寺碑》碑文，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，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，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
曹廷杰冒险拓碑文，不是悬崖峭壁之险，而是杀头之险，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：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，格杀勿论！

法国炮轰台湾，第一份中文号外诞生
(1884年08月06日)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，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，准备开火，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，反倒轰击台湾基隆，并强行登陆，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，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，日报已排版，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，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，《号外》并不少见，但由于印刷数量少，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，极易随手丢弃，以致存世稀少，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，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，价值逾万元，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，也值数十元。

琅威理验收巡洋舰启程返国
(1887年09月12日)

1887年9月12日，身为丁汝昌副将的英国琅威理验收《致远》《靖远》《经远》《来远》等舰后，启程带舰返回中国，次年北洋成军，中国成为世界八大海军强国。

这位应聘到中国，并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琅威理，在返国航行中就开始了严格的训练，每天演练各种阵势，并假设各种险情作出应变，且都“悬旗传令毫无错杂张皇景状”，甚至还“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”，丝毫不见懈怠。

渐渐地，北洋水师中开始流传了“不怕丁军门，就怕琅副将”的说法。

但是三年后，发生了“撤旗事件”，丁汝昌暂时离舰，一位总兵不把这位老外副提督看在眼里，抢先升起总兵之旗，表明是舰上最高长官，琅威理愤然辞职。

此后，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，事后证明那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事件。

黄马褂是荣誉象征，也是权术手腕
(1894年08月06日)

1894年8月6日，正当中日战争爆发，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，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》。

报道中感到好奇，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，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，卸下黄马褂呢？

有人说，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，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，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，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。

如果成功了，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。

纽约时报也分析，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，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，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，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，有点令人啼笑皆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