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5岁那年听到歌剧《唐璜》里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的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11月6日去世。从小家庭教师给他取个绰号“玻璃男孩”,就是提醒人们别伤了他易碎的心。
柴可夫斯基作品数量与形式之多,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罕见的。一生创作了6部交响曲,9部歌剧和数部芭蕾舞曲都是传世之作,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更是历演不衰。
他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,作品中流淌出的情感时而热情奔放,时而细腻婉转,具有强烈的感染力,既抒情又华丽。
柴可夫斯基喜欢写信,一生写了6000多封信。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,最后一封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的。
为了纪念这位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大师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90年定为“纪念柴可夫斯基年”。


根据1894年7月15日的报道,广州与香港鼠疫大流行,广州大约有11万人丧生,当时广州城市人口约100~150万人,疫死人口比例高达10%。
香港政府没有特别公布当年的资料,但根据其13年死亡1.2万人的数据推算,1894年死亡约在2千人左右,占人口总数的1~2%。
自1873年东南亚流行霍乱就开始建立检疫制度的上海,1894年的鼠疫并未登陆,直到1908年,上海才首次检出疫鼠,且15年间仅见100个病例。
这种死亡率高达95%的鼠疫可以透过防疫措施有效防范于未然,如今,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已变成卫生防疫的经典案例。


1894年8月6日,正当中日战争爆发,清廷电令刘永福加强台湾防务,奉军主帅左宝贵率回营3000人日夜兼程赶赴平壤战场时,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李鸿章卸下黄马褂带罪领军》。
报道中感到好奇,为什么李鸿章在前一天被任命为最高统帅,第二天却被褫夺清朝的最高荣誉,卸下黄马褂呢?
有人说,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,但并没有撤销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任命,黄马褂的收回只不过是个警戒,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能在战场上好好表现。
如果成功了,李鸿章可以重获黄马褂的殊荣。
纽约时报也分析,这个只准大清皇族专用,禁止非皇族穿用的黄马褂,被朝廷当作一种力图加强法纪的权术,但到底是聪明还是拙劣,有点令人啼笑皆非。


为了威慑俄国觊觎之心,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《定远》《镇远》《扬威》等六艘军舰赴朝鲜釜山巡游,同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,1886年8月6日,四艘已服役六年的舰艇开赴长崎进行大修保养。
一星期后,中国水军上岸休假,是中国军人首度登上日本本土,但却爆发了《长崎815血案》,双方近百名军民死伤,友好访问变成流血冲突。
自此,“一定要打胜定远”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句口头禅,甚至连儿童游戏,也把孩子分为两组,一组扮成日本舰队,另一组扮成中国定远号与镇远号,被追的到处跑。
两年后,亚洲第一,大小舰艇56艘的《北洋水师》正式组建成立。
再六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《北洋水师》全军覆没。


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决定塑造一座象征自由的塑像,由法国人民捐款,送给美国以庆祝独立100周年。
1885年8月19日,这座高46米,重200多吨的《自由女神像》运抵纽约。神像穿着古希腊服装,头冠是象征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尖芒,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,左手捧着法典上面刻有《1776年7月4日》的字样,脚下是打碎的手铐、脚镣和锁链。
起初,美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的礼物竟不知该置于何处,甚至没钱为他建个像样的基座,还好纽约《世界报》的普利策出于对自由的崇敬,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。
普利策在头版社论里高调疾呼,女神像无处安身“对纽约市,乃至对我们国家来说,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!”
1984年,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
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,其男女关系与婚姻纠纷一直有着详尽的报道,1885年9月23日《申报》有文谈到“妇女寡廉鲜耻,侪辈相逢,往往询外舍之何方,问姘头为谁氏,直言对答,习不为怪,并无羞涩嗫嚅之形”。
自申报创刊的第二年起,即1873年,就有“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,夫欲拉其回家,妇不愿意与夫争扭”的报道,陆陆续续各种街头拉扯,华洋互殴,姘新拆旧等新闻与社会风气的探讨屡见不鲜。
百年后的今天,针对上海这个最早的国际化商业化大城市,其家庭伦常与男女角色仍有许多质疑与探讨,有人直呼世风日下,“上海小男人”,有人则赞许女权获得尊重,没有“大男人主义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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