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:在台湾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,创办了第一个邮政局,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《淡水大桥》,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,经营台湾最大的煤矿《基隆煤矿》等。
但正是这个自1866年即开始采矿的基隆煤矿,让刘铭传丢了乌纱帽。
基隆煤矿在官办多年后,亏损累累,就在刘铭传决定采用“官商合办,为期二十年,官一商二”的方式继续承办时遭到朝廷的极力反对。
1890年8月12日,总理衙门决定驳斥刘铭传的计划,理由是:商人承办官矿,进退之柄理当操之于官。一周后,给了刘铭传一个“可疑者三,必不可行者五”的罪名,予以革职。
有人评价,刘铭传在6年巡抚期间,除了保全台湾之外,还予以全面建设,功劳实不在光复台湾的郑成功之下。


普法战争以后,德国宰相俾斯麦觉察到法俄接近的迹象,为应付东西两线可能的进攻,选择以奥国为伙伴。
1879年9月21日,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同奥国首相谈判,开始积极筹备反俄的德奥同盟条约,半个月后,两国签订秘文结为盟国。
该盟约内容包括,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,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,一方遭到第三国(尤指法国)进攻,他方应采取善意中立,条约暂定为期 5年并保守秘密。
德奥同盟成为德国外交的政策基石,也成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轴心,它引起法俄联盟,促成欧洲列强分裂为两大军事体系,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建构。
该条约一直持续到40年后的一次大战结束。


1883年为越南主权爆发的中法战争,一直传言法国舰队在福州外港集结,准备开火,闹得满城人心惶惶。
结果法舰没有向福州开火,反倒轰击台湾基隆,并强行登陆,1884年8月6日下午6点半,《申报》接到福州记者这项消息时,日报已排版,他们便以传单形式另行刊印并广为散发,是为中国首份中文《号外》。
自清末有报纸以来,《号外》并不少见,但由于印刷数量少,且都是街头免费散发,极易随手丢弃,以致存世稀少,至今都是人们的收藏品。
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号外如今价格几千元,1949年4月《人民日报》的号外,价值逾万元,即便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,也值数十元。


面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遭到侵占,前后五年请求,终如愿赴东北办理边务文案的曹廷杰,1885年8月25日接到密札,要他轻骑简从,改装易服,前往吉林、黑龙江两省与饿交界地方查访。
他的考察揭露了俄国勘办铁路的目的是要侵占中国大片领土。
学术上,许多历史学家未能确定的地方,都经曹廷杰一一考证得知确切地点,如黄龙府,上京会宁府,唐渤海大氏都城,咸平府,五国等地。
最令人称道的,他冒着生命危险,拓下两块明朝永乐的《永宁寺碑》碑文,该碑是中国东北疆域的铁证,从而证明中国领土远至库页岛,后人把这碑文奉为价值连城的国宝。
曹廷杰冒险拓碑文,不是悬崖峭壁之险,而是杀头之险,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:凡中国人有拓碑文者,格杀勿论!


甲午之年,中日两国互相宣战后7天,即1894年8月8日,《申报》报道了《重庆号》轮船由天津启行,将烟台侨民送回日本。
在这过程中,有中国士兵闯入轮船,劫去日本人所携带的银钱,以及一份致井上少佐之密函,正是这个密函揭露了数天前轰动世界《高升号事件》的预谋间谍案。
宣战前6天,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,运送士兵前往朝鲜牙山,在途中遭到日本浪速号巡洋舰埋伏击沉,近千人丧身,三分之一牙山战役的清军葬身海底。
经过日本的辩解与国际媒体的收买附和,日本击沉高升号变成合理合法的行为。
这件造成中日双方在朝军力失衡,更让清军士气大为沮丧,而且牵涉国际面最广,前后耗时近十年的事件,最终以中国赔偿3万多英镑,鸣放21响礼炮赔礼道歉收场。
当时在《重庆号》上截获的间谍密件,完全没人当他一回事。


《鸵鸟政策》一词最早于1891年9月12日出现在英国伦敦著名大街Pall Mall的一份文学刊物上,当时那条街上有各种时髦的俱乐部,如旅行家俱乐部,陆军海军俱乐部,革新俱乐部,东印度公司三军会,牛津剑桥联合俱乐部和皇家汽车俱乐部等。
当鸵鸟遇到猎人追捕或者危险临头时,就会伸长脖子,紧贴地面而卧,甚至将头钻在沙中,身体蜷曲一团,以其暗褐色羽毛伪装灌木丛或岩石等,这种现象,古代阿拉伯人就已有记载。
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代名词,代表昧于现实不愿正视危险,据说还是起于非洲。
经过英国刊物的发表与引用,这词不仅被中国视为成语,他还是世界性的词汇广泛运用在社会问题,外交和经济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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